此外，居民财产分配差距也在持续扩大。我们将全体居民按财产总量从低到高排序，平均划分为10个等分组（每组人数占比相同），观察各组所拥有的财产占全社会总财产的比重。图7中蓝色为2002年各组的财产份额（%），红色为2013年各组的财产份额（%）。2002年，财产最少的10%群体，其财产份额仅占全社会总财产的1%；而财产最多的10%群体，财产份额高达37%，这意味着最富的10%与最穷的10% 群体的财产差距达到37倍。到了2013年，财产差距进一步扩大。财产最少的10%群体的份额从1%降至0.4%，财产最多的10%群体的份额则从37%升至48%，两组差距高达120倍。2013-2018年，财产差距持续扩大。2018-2023年，虽然差距扩大幅度有所放缓，但整体仍呈上升态势。

　　为突破直观观察的局限，我们引入国际前沿的分析方法，对工资差距进行分解研究。首先，测算城市职工工资差距的基尼系数，比如1988年约为0.27，2018年上升到0.4以上；然后，把基尼系数分解到不同的影响因素上，包括教育、性别、工作经验、省份、企业所有制等变量。我们重点观察学历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分解结果显示：1988年，学历差异能够解释工资差距基尼系数的2.3%。这与时代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之前提出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特别是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距，认为脑力劳动者工资过高，因此通过制度政策压低了教育的收益率，即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难以获得更高的薪酬，这使得学历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很小；2018年，学历差异可以解释工资差距基尼系数的18.34%。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学历变量并未考虑“985”，“211”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教育质量差异。即便如此，我们仍可看到学历差异对收入分配的非常显著影响。

　　发展中国家大多采用绝对标准，如每人日均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绝对标准一般由世行、亚行等国际机构制定。几年前我曾经参加亚行的会议，当时的核心议题就是讨论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人群的界定标准。根据亚行当时提出的方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每人日均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即被界定为中等收入人群。按当时的汇率换算，10美元约合人民币 70元。我提出，这一标准偏低，如果按此计算，我国不少农民工都将被纳入中等收入人群，比如做装修的小工（日均收入约120元）、装修大工（日均收入可达240元），明显高于70元的下限。亚行专家认为我的视角更多聚焦于中国，而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这些国家而言，10美元的日均收入已属于较高水平。这一标准是否合理，我们不展开争论。总的来说，绝对标准是发展中国家界定中等收入人群的主流选择。

　　我国采取的是绝对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设定，按照2018年价格水平，三口之家（标准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10万-50万人民币为中等收入人群，或者家庭人均收入在33333元-166667元为中等收入者。为什么我国采用绝对标准，而不是相对标准呢？从实际效果来看，依据这一绝对标准，能清晰呈现中国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的过程中，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正不断扩大，这恰恰是决策者期望达成的目标。或许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当一个国家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更大、占总人口比重更高时，往往被认为其文明程度或发展程度相对更高，社会更加稳定。当然，这一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当将其应用到其他年份和地区时，需要根据物价指数和购买力指数进行调整。

　　从表1可以看到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变化过程。尽管2018年测量得出的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并不是很高，但相较于过去，其增长趋势十分明显。1995年，全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仅为0.24%，不足1%；2002年，突破1%，达到 1.5%；2007年，接近10%；2013年，进一步提升至25%；2018年，增至29%。可见，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不仅持续上升，而且增幅很大。原因很简单，在中等收入标准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居民收入增长，自然会有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区间。从城乡对比来看，1995年城镇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不足1%，农村地区99%以上的人口都属于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比重非常低。以上数据反映了我国中等收入人群从规模微小到逐步壮大的变化过程。

　　尽管低收入人群缺乏官方统一划分标准，但不少学者参考国家统计局的中等收入人群标准，推算出了低收入人群的界定依据。由此，一个关键问题随之产生：低收入人群与贫困人口是否属于同一概念？答案是否定的，二者在内涵上存在明确差异。2020 年中国向世界宣布消除了贫困，有关领导的表述十分严谨，强调这是“消除了一定标准下的贫困”。这意味着，当时消除的是“低于特定贫困标准（或贫困线）的贫困人口”。因此，贫困标准的设定至关重要，如果标准定得过高，贫困就难以消除；如果标准定得较低，就能更早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这个标准是在2010年指定的，在当时与一些国际机构倡导的标准（世界银行提出每人每天 2美元的贫困标准）比较一致。

　　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的扩大，本质上是一个伴随经济增长的过程。而经济增长要推动这一目标实现，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对劳动力需求角度来看，要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就业岗位，这类岗位的供给主要依赖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以及各类新兴产业的发展。只有当企业在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中产生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高收入就业岗位才能持续涌现，为中等收入人群的形成提供基础支撑。另一方面，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看，要培养足够多的具备高素质、高人力资本的人才，以满足高收入就业岗位的需求。高技能人才的储备要靠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等。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两方面都能做好，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扩大就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二是教育投资从婴幼儿抓起，加大对婴儿的喂养及学前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过去，婴幼儿养育常被单纯视为家庭私事；现在国际社会已形成共识，儿童的发展不仅是家庭的责任，更是社会与政府的共同责任，因此公共政策要重点关注这一群体。这一点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在许多落后地区，我们能明显看到，不少年轻母亲缺乏科学的育儿知识，甚至不清楚如何正确喂养孩子。对此，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持续推进儿童家访项目：在落后地区招募家访员（其职责类似于“育儿嫂”），让她们每个学期定期入户，教孩子一些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向家长传授科学喂养方法和儿童辅导技巧。国际社会对这类婴幼儿发展支持工作高度重视。要切实做好这一领域的工作，关键在于政府在这方面加大公共投资。

　　七是建立劳动力的终身学习培训制度，对低工资人群加以培训补贴。对于许多低学历劳动力来说，让他们重新去接受正规教育显然是不现实，提高他们技能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参加技能培训。对于劳动力来说，接受培训是有收益的，培训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能提升，带来更高的工资收入，但是参加培训也是有代价的，不仅要缴纳培训费，还要承担机会成本（因培训失去的收入）。这对于低工资劳动力来说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在培训费用过高或者机会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不愿意参加培训。如果实行免费培训或培训补贴制度，就可以激励他们参加培训。更应该看到，提高低学历劳动力工资收入最有效的途径是提高他们的技能和劳动生产率，这样他们收入提高才具有可持续性。

　　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农村养老金问题。北京、上海的养老金水平较高，这与其雄厚的地方财政实力直接相关。但即便是浙江这样的经济大省，农村老年人每月能领取的养老金也仅有200多元。我们知道，2010年我国制定的贫困标准是年收入5000元（折合月收入约417元），而现在浙江农村老人的养老金甚至低于十多年前的贫困线标准。当前农村养老金水平过低这一话题在今年两会后成为社会热点，引发广泛讨论。正因如此，在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专家纷纷发声，呼吁提高农村养老金待遇。我也非常同意要大幅度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认为他们养老金待遇低是制度规定的，是“合规合法”的。对此，我是不认同的，只能说在制定农村养老制度时没有考虑到农村养老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制定出一种水土不服的养老制度。南宫28,南宫注册,南宫网址,南宫平台,南宫娱乐,南宫娱乐官网,南宫娱乐登录入口,南宫官方网站,南宫app,南宫pc,南宫28官网,南宫28平台,南宫28APP,南宫28下载,南宫娱乐城,南宫游戏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