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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财年，日本国债余额约为7.8万亿美元。虽然其体量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其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超过26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经济长期疲弱，日本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也格外引人关注。据日本内阁的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日本实际GDP出现过去4个季度以来的首次环比负增长。这一结果既与日本国内消费动能不足密切相关，也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直接影响。数据显示，一季度日本私人消费仅增长0.04%，同期日本出口环比下降0.6%，直接拖累GDP 0.8个百分点。消费对日本GDP的贡献超过一半，而美国是日本的最大出口国。如果美国政府维持对日本汽车、钢铁和铝加征25%关税的决定，这两大主要经济增长引擎将熄火，日本经济的萎缩还将持续，势必直接威胁到政府的偿债能力。

　　信用级别的降低意味着融资成本的上升，同时也必然增强投资端的利益诉求，否则可能导致国债发行的流拍。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国债收益率整体呈现出居高不下且曲线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冲后长期维持在5%左右的高位，30年期国债收益率甚至一度触及二十年来的最高点。尽管较高的收益率对市场有一定吸引力，但投资者更担心的是美国政府能否持续承担如此巨大的融资成本。正是因此，前不久一笔规模为200亿美元的20年期美国国债认购倍数降至2.46，比过去六年平均认购倍数降低了0.17个百分点。同时，30年期美债发行也表现出类似的尾部效应。总体来看，美国短期国债拍卖倍数已从2010年的平均4.21倍降至2024年的2.84倍，中长期国债拍卖倍数的历史均值也开始向下偏移，这直接反映出投资者对美债信心的动摇。

　　从需求端来看，金融危机后美国债务进入扩张周期，海外投资者、美联储以及共同基金构成了核心需求主体。其中，前两者合计持有量占公众持有国债的比例最高曾达到70%以上。但近十年来，海外投资者在公众持有结构中的占比逐年下降，总体持有占比从十年前的34%降至目前的29%。其中，各国央行在美债投资者中的占比也从2012年的近70%降至2024年末的40%，在所有美债投资者中的占比更是从30%以上降至12%。海外投资者持续减持美债，当然会削弱美债需求的根基。而更重要的是，美联储启动缩表进程后，其持有比例也出现阶段性下滑。由此，美国财政部需依赖国内机构承接更多国债，但美国国内投资者并不具备完全填补需求缺口的增量能力，于是便出现了美债认购衰减的危险信号。